李辉|回忆复旦名师蒋孔阳先生

文 | 李辉

某日整理书架，找出蒋孔阳先生的这本《德国古典美学》，但见前衬页之上，有蒋先生题赠的德国作家歌德所说的一段话：

要做出大事，须得节制力量；在自我的限制中方才显出手段。在自由的下面方才有自由无疆。

录歌德语以赠李辉同学

蒋孔阳

1981.12.30

一看时间，居然是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底。如此看来，我请作者在其著作上题跋，始于复旦大学期间。

1980年商务印书馆版《德国古典美学》

蒋孔阳先生题跋

蒋先生是我们中文系教授，没有为我们班级授课。但我们上美学课时，谈到“文革”前的美学论争，老师必会重点提到他。与之相提并论的，有朱光潜、蔡仪、钱谷融、李泽厚等美学家、文艺理论家。彼此之间，互有差异，互有交锋，美学领域一时间热闹非凡，各自境况也有所不同。

所谓热闹，其实风险也在其中。卷入论争的美学家们，多多少少都没有逃脱批评甚至批判。蒋先生也如此。一九六〇年，上海作协召开一连串会议，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文艺观，时间长达五十天，蒋孔阳、钱谷融即是重点批判对象。蒋先生后来在《且说说我自己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事先没有任何招呼，我更缺乏任何政治的敏感，一个早晨，突然就开始了对我的狂风暴雨式的轰击，对我展开了几乎是没有休止的无情的批判。这对我的震动之大，是可以想象的。”

我现在揣测，或许是因为身处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的漩涡，才使蒋先生对歌德的一番话“要做出大事，须得节制力量”，感触颇深。这本《德国古典美学》，初稿完成于一九六五年，尚未出版，“文革”爆发，当然停下。时隔十年多，蒋先生重新修改，于一九八〇年一月完稿。生命消耗与情感节制之间，他终于完成一本大书。

《德国古典美学》由商务印书馆一九八〇年五月出版，这是蒋先生“文革”后出版的第一本专著。之前，他只在一九五七年出版过《文学的基本知识》和《论文学艺术的特征》两书。可以说，这本书让人们重新认识和重视他的理论功底和修养，后来被评为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，可谓名至实归。

想到请蒋先生在《德国古典美学》一书上题跋，正值等候毕业分配、行将离开母校之时。复旦四年，没有与蒋先生直接打过任何交道，只是在校园里遇到他，点过头而已。蒋先生身材魁梧，很胖，脸上总是带着微笑，谦和之极。巧的是，他的女儿蒋红是中文系七八级学生，我们两个班级同住四号楼，偶尔还一起上过大课。我拿出这本书，请她带回去求蒋先生题跋。几日后，她带来这本书，看到题跋，我喜出望外。

这本书是一九八一年在校园书店购买，正逢复旦大学建校七十六周年纪念，书店特地设计一个纪念章，盖在书的衬页上。印章与蒋先生的题跋相呼应，留存复旦一份美好记忆。

蒋孔阳手稿《序》，李辉收藏

哪里想到，毕业十多年之后，有一天我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走进蒋先生家里，与他有了一次未曾预想的见面。

大概在一九九八年，我去复旦，与陈思和兄，还有他的学生孙宜学，一起去探望贾植芳先生。刚刚坐下聊天，便有人敲门，开门一看，是住在对门蒋孔阳先生的夫人濮之珍老师。

濮老师一脸焦急，说蒋先生夜里因为接电话摔倒在地，肋骨痛，就没有上床，在沙发上躺了整整一夜。第二天还是叫疼，他人胖，濮老师根本没办法扶他上床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刚刚看到我们走进贾先生家，才想到找人帮忙。我们三人赶紧过去。十几年不见，蒋先生更加胖了，体重恐怕在二百斤左右。他在沙发上，一动也不能动，与我们点点头，艰难地说了几句。他根本无法动身，我遇到过好几次老人摔倒的情况，判断应该骨折了，建议赶紧叫救护车。

救护车赶来，我们三人帮忙急救人员，一起把蒋先生抬进车里，坐在他的身边，一直送到位于九龙路的人民医院。医院拍片，确诊为肋骨断裂，立即住院治疗。

蒋孔阳、濮之珍夫妇

这是我与蒋先生第一次、也是唯一的接触。冥冥之中竟有这种安排，感慨无限。

一九九九年夏日，传来他病逝的消息。思和说，蒋先生先是出院回家养病，但病情越来越严重，造成体内营养流失，引起电解质混乱，只能住院，之后就再没有回家。去世那年，蒋孔阳先生才七十七岁，本可以继续写作。复旦校园，又少了一位名师。